黎胜娥在县公安局不立案的情况下，于2004年12月20日以“控告书”的形式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立即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该案引起了慈利有关领导的重视，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办案”。

2005年1月15日，慈利县公安局以“涉嫌拐卖妇女”将王春梅刑事拘留。同年2月5日，县公安局“因检察院不捕”决定对王春梅改为“监视居住”；8月4日又“因监视居住期限届满”，解除了对其监视居住。同案的另一个嫌疑人朱要林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王春梅、朱要林自由了，一直坚持是这两个人拐卖了自己的黎胜娥及其家人对此极端不服，不断向上反映情况。

黎胜娥说，她是被王春梅从家里骗出去的。王说，是在中巴车上遇到黎的。有一方必定在说假话！

黎胜娥在《拐》文刊发后，曾应本报的要求前来长沙就指控王春梅的事实进行了再一次核实，她坚持认为当年就是王春梅和朱要林拐卖了自己，《拐》文中所陈述的基本事实准确。黎胜娥回忆，她清楚地记得1989年农历十月初二那天，她的邻居——姨（王春梅）说带她到县城去玩，但又叮咛说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家里肯定不会让她出去玩的。她很高兴，马上答应下来。因为家里很穷，她一直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和裤子，在姨给她换了一双没有破烂的鞋和一条裤子后，她满怀感激地跟着姨进城去了。高峰乡覃家桥村地处偏僻，当时交通不便，她们先搭乘一辆农用车到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道口，然后又改乘中巴车进城的。在城里一个地方下车后，姨要她在那等，然后就走了。不久，同村的朱要林来到她的身边，说姨不会来了，他带她去坐火车。就这样她被连骗带吓拐卖到了安徽农村。

“如果她不是要拐卖我，她为什么要给我鞋和裤子？为什么不让我告诉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肯承认是她带我进的城？”黎胜娥面对记者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黎胜娥这一陈述在《拐》文刊发前已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针对黎胜娥的反映，王春梅有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她在向本报的报告中是这样陈述的：

“1989年古历10月2日上午我在山上种油菜，因为当天同组的王九海的女儿生小孩在县城摆酒，近中午时王九海就在地里叫我同他们一起去，我忙完活就往家里赶，当时王九海等人已经走了。于是，我就一人坐车前往县城，在车上我遇见了黎胜娥。我们便同车前往，因我以前在永安渡轧钢厂打工时集过资，集资款一直未退，于是，我在永安渡下车收账，黎胜娥随车进城，后我去走亲戚，当天下午回家，此后我就没见到黎胜娥。

2004年10月的一天，黎胜娥从外地回到慈利，不久，黎胜娥的堂兄黎胜伟就找到我村支书讲黎胜娥是被我拐卖的，并要求通过村支书和我私了。支书遂将情况告诉我，因我并未拐卖黎胜娥，所以我就不同意私了。没几天，黎胜伟便带着黎胜娥和一伙社会闲杂人员到我开的店子问我要钱（敲竹杠），并不断威胁我。在此情况下我便打110报警，警察来后把我们带到公安局，盘问后将我放回家，接着黎胜伟便四处告状，县委个别领导不明真相下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这段情节，黎胜娥和王春梅各自的版本中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黎胜娥说是王春梅从家里将她哄骗出去的，而王春梅却说她们是在去县城的车上遇见的。

3月9日下午，记者在慈利采访了王春梅。她再一次强调是在中巴车上遇到黎胜娥的，并且她中途下车了，黎胜娥没有下车。王春梅的丈夫尽管当年并不在现场，却也在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她们是在中巴车上遇到的，并说：她们在中巴车上遇见的，怎么可能给黎胜娥鞋子、裤子？王春梅要是脱了自己的裤子给黎胜娥，她自己穿什么？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似乎成了一个谜案。这里面必定有一方在说假话！

湖南多家媒体的记者在黎家里采访黎胜娥被拐卖的事情

黎胜娥：王春梅就是化成灰尘我都认识是她当年带我去县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