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立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戴子初曾接到举报，说只要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孩子。三个举报人分别从广东、安徽、河南三地打来电话，口音不一样，说的却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

    戴子初查实确有这个地点、也试打过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有人接听。

    怕惊动对方，戴子初写报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见他抱着一大堆资料前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2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儿童失踪，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终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种原因——无指向、无有效线索、无证据、不清楚案件性质不予立案的失踪儿童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锐之子余冠雄失踪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测，不立案是因为这样的案子难破，公安部门怕影响破案率。

几次遭遇之后，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这个怪圈。他再不敢轻易找派出所，决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和举报人一起秘访，尽量接近孩子。秘访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说。

    两年的寻访过程中，戴子初已经了解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当然，大多都是男童，买去“养儿防老”。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有一次，一个举报人告诉戴子初，那个被他举报收养男孩的家庭，事后打电话骂他，威胁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还没走近村子，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纷纷将收买来的孩子藏起。

“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和乡村陋习，为拐卖孩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知名安全防范教育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2005年除夕，戴家团聚。面对一桌的饭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王丽玫猛地哭了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其余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横。

    寻人小组于2004年4月16日出发，一直跑到2005年春节前；节后再次出发，2006年5月初回到怀化，又寻找了两个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长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东、陕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李丽华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欢乐观(热闹的意思)，现在喜欢静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与特特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戴子初后来估算，一条看人线索的开销大约两三千元，包括：来回路费1000多元，请派出所吃饭几百元，感情费1个警察200元(两个警察400元，以此类推)、村干部100元，举报人辛苦费一二百元，通常给这些人发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烟，每包20多元。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原本殷实的家底渐空。

    下一步呢？“就是卖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说。

自发的寻子联盟

    在最初找寻之时，戴子初只是关心他的特特，因此每当确定不是，他转身就走；但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