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他尝尽辛酸和世态炎凉，深有感触，也越发同情起那些与特特有同样不幸遭遇的孩子们。

他曾亲耳听广东省陆丰县某派出所所长说，那里一个村近四年买了400个孩子；在河北时，他也听说了有个县买进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他还见到有对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年龄大都在5至8岁间，彼此相貌却有颇多不似之处，凭直觉判断，那绝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说人多了，公安部门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他暗想。

    此时，戴子初尚不知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自发形成了各自的寻子联盟。失踪儿童的家庭在找寻过程中认识，互通声气，到如今，大一些的联盟已联络了60多个家庭。

    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传授经验，也互相支持和鼓励。

    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河南四省。这些地区的寻子联盟联络人说，仅他们掌握的失踪儿童名单已有上千名。寻子联盟向本报发来了名单，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经电话核实。

    戴子初后来听说了这些寻子联盟，专程跑了一趟和他们交流信息。和他一样，寻子联盟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报案、找媒体发布寻人消息、贴寻人启事、追踪每条线索，继而心力交瘁的过程。

    戴子初稍感宽慰的是自家家底还算殷实，所以尽管花费数十万，尚能应付。但联盟里的许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顿。

    在贵州铜仁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台州人冯常平花费已经超过30万，在广东东莞横沥镇经商的河南人刘军花了10万，在东莞石龙镇市场卖肉的茂名人崔小兰10万，在深圳南山区南园百货商场经营床上用品的陈思勇花了10万，广东从化的李奕平花了5万元。冯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现在都在“寻人扑克”上。

    更多家庭虽然只花费了几千元，但那已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他们从农村进城务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贵阳和昆明两个城市最为典型。

    戴子初曾去过贵阳寻子联盟联络人王万军的家。孩子失踪后，王家耗尽钱财，家中以砍断的木桩做凳，“全部家当一个担子就能挑起”。原来“高高大大、标致(相貌好)”的王万军，在经历了6年找寻之后委靡得不成样子。

一个专业化的贩卖儿童网络

    与各地寻子联盟初步沟通、交流之后汇总的信息让戴子初目瞪口呆。此前，他从未想过儿童贩卖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寻子联盟初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成批失踪案正在大幅上升，并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扩散趋势。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广东成为儿童失踪的主要地区；福建的晋江、莆田，广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河南省，则成为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入地。

    一个职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甚至出现了对拐的现象——两地的人贩子将手中拐来的小孩集体互卖。在贵州，居然有一些家长卖掉了自己的骨肉！

    王大伟教授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整体犯罪大环境基本一致。1978年开始，中国犯罪活动数量就开始有所上升，1983年开始出现“严打”，其中就包括拐卖儿童现象。而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拐卖儿童现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拐卖儿童出现了区域化的倾向，甚至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比如在福建的一个小村庄，100多个人都在拐卖儿童，几乎成为这个村庄的风气了；罪犯以妇女为主，70%的作案人员都为女性。因为妇女带着儿童时不易被怀疑，而且她们经验丰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专业化趋势也出现了。现在的人贩子懂得如何去哄骗孩子，不让其哭闹，懂得如何瞒住警方，躲过纠察。”王大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