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对策因应新革命

　　“高质量、低稳定”成为中国婚姻的新运动趋势，中国应为稳定婚姻创造制度条件

　　民政部发布的数字显示，从2002年至2005年，我国离婚率持续上升，如果把离婚曲线看得更远，从1992年前后，中国人的离婚曲线就呈一条稳定的向上的曲线。

　　“这主要是由婚姻的期望值高，但婚姻基础不够好引起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大文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有些是低质量、高稳定的。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变了，他们对婚姻的期望值比较高，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就想提出离婚。”

　　“与美国相比，甚至与日本、印度相比较，我国的离婚率仍然较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婚姻法学专家夏吟兰说，“但是这是全国的平均情况，如果单看城市，尤其是那些社会变动较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沈阳，离婚率早已超过了1/3.”

　　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中国的离婚率统计并未完全按照城乡分开来计算，人口年报上是按照与总人口的千分比来统计，而非与结婚数比较得出的百分比。

　　“今天中国的情况，可以与美国70年代作一个比较。离婚率的上升经常与女权运动相关联，美国在60年代末就已经超过30%，在80年代中期离婚率达到50%，从此一直稳定在这个数字上。”夏吟兰说。

　　引发美国70年代离婚率稳步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权运动和6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更多妇女走出家庭和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妇女提出离婚的自由度越大。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从1969年开始推行“无过错离婚”，1971年颁布的《统一结婚离婚法》，将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而中国修订后的《婚姻法》与之类似。

　　社会的剧烈变动拆散了中国传统婚姻赖以生存的基础环境，子女与父辈的离散居住，使家族在婚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大大削减，新的婚姻缔结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而同居和离异所承担的道德风险也大大降低。此外，经济改革所作的一系列调整，比如教育系统产业化和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使中国人结婚成本大为提高，整个社会转型所带给婚姻家庭的影响，正在日益朝着不奖励结婚的方向行走。

　　与此相比，离婚却变得容易了。“全世界都有和解制度，中国没有；法律只对婚姻做形式审查，没有实质审查，对于离婚制度，法律只强调了制裁，却没有救济制度。这一切的后果是，中国人的离婚成本相当低，几乎成了全世界离婚成本最低的国家。”夏吟兰说。

　　在第四次婚姻革命来临以前，中国人在某一时期的婚姻有着高度同质性，这使得法律、政府和社会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衡量管理婚姻制度。而在婚姻和家庭呈现出个性化的今天，这种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堆积，比如同居的普及、非核心家庭的比例扩大、分散就业引起的家庭分散等突出问题，政府明显缺乏相关对策，以及在决策中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来考虑。

　　今天中国人的婚姻拥有了更高的个人私密和社会非干涉性，但它也走入了另一个误区。“今天的中国婚姻制度改革，更多地强调了个人主义、人本主义，走到一种极端。而美国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80年代后，更加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度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夏吟兰说。

　　对于未来中国的婚姻是更加自由化，还是将走向回归，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预测，但作为一个参照系，美国的婚姻曲线也许可以作为借鉴。

　　在80年代中期，美国的离婚率达到50%，许多学者悲观地预言，照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婚姻将会崩塌，加之艾滋病的出现更让人警惕，于是美国人开始提倡回归传统的婚姻价值观。比如80年代末，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你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一旦将来因为你的感情出轨，你所要赔付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