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享受VS简约婚姻

　　中国人的婚姻正在缩小，它所愿意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少。

　　“丁克”家庭的出现被认为是新婚姻革命的一大明显信号，它明显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婚姻的普遍认识——婚姻必须包含生育和养育后代的义务。个人的自我体现在婚姻中被一再地强调，而婚姻的社会化功能却被弱化了。

　　100年前，康有为说：“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100年后，《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说：“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婚姻期限不应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说：“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现代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标准多样、不确定的特点。”中国人的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歧义状态。婚姻伦理观念上的歧义状态，导致在一些道德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人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了波澜。

　　与道德问题相匹配的是婚姻主角的个性化生活。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被强调，显示出现代社会对个体意愿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时代的进步。但爱情作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本身与家庭所要担负的社会职能从根本上并没有自洽关系。今天的城市青年有更多的理由强调他们的独立性，他们有独立的工作和交际圈，由于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他们希望在婚后也保持同样的生活习惯。他们不能容忍那种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传统婚姻生活：一旦结婚，两个人就缩进自己的小房子，天天买菜做饭，一天花4个小时以上做家务，有社交活动必须双双出席。

　　一种简约主义开始在新的家庭中流行，家务被尽量精简，外出吃饭和雇佣小时工省下了大量的家务时间。而一项没法节约时间的家庭工作：照看孩子，被慎重的年轻人一再延后。在个人享受主义与婚姻简约主义并行的年代，“丁克”流行看上去不可避免。

　　子女的离去与错位

　　“中国家庭现在已经很难组建起一个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的核心家庭。从高中毕业以后，子女就前往异地求学，然后是异地就业。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同。”王跃生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孩子和父母可能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孩子就在这个城市接受教育，然后顶替父亲的工作，他们也许就在父母的居所结婚，然后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今天，这种社会生态已经极为罕见。

　　离开了父母的子女更难在婚姻问题上取得父母的帮助，从住所到帮忙介绍对象，到帮忙抚养下一代，这使他们的婚姻问题更加困难。

　　同时，随着子女的离去，父母与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今天的子女普遍比父母挣得多，而他们的父母因为主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并没有太多积蓄。于是子女成了‘强势代’，而父母成了‘弱势代’，这是以往的中国家庭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局面。”王跃生说。

　　“而在美国，现在60岁左右的父母正是战后黄金一代，他们普遍比较富裕，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在美国，出现了家长拿钱扶助孩子结婚生活的情况。”夏吟兰说，她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赴美考察美国人的婚姻家庭状况。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拿钱为孩子准备结婚。由于独生子女一代尚未完全成长，比起70一代的父母，80一代的父母仍然有优势，于是许多急于看到孩子成婚的父母开始为孩子买房、筹备结婚。”王跃生说。

　　在上海，刚刚出现了所谓80后“抢婚”的新风气，一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尚未开始工作，便已开始结婚，结婚的全部行头都由长辈张罗。“你千万别把这种情况看作什么‘婚姻的回归’，”王跃生说，“这是一种新的吃老方式，成家但不立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婚姻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盛行给孩子盖房子，长辈为孩子准备新房在90年代后也开始在城市盛行，并在住房商业化后成为长辈的一项沉重负担。”王跃生说，“这成了中国人结婚的一大习惯，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好像就没法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