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其革命意识对中国婚姻制度也进行了革命尝试。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法律的颁行是毛泽东签署的。它距离国民党政府的《民法亲属编》施行不过半年左右。“这说明1950年婚姻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仅是出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需要，而且过去中国共产党已有这方面的经验。”杨大文说。

　　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宗旨主要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1950年《婚姻法》颁行以后，当时全国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并且把1953年3月作为全国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破除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的旧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那时刚解放，百业待兴，社会有很宽泛的就业面，工厂、街道，公私合营，都给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途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陶春芳说，“解放妇女是革命的事业，谁都不敢反对。”

　　“直到今天，中国的女权运动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樊爱国说，“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也未必有我们这样彻底。”

　　一生误尽：84岁离婚

　　一位84岁的老人，创下了中国离婚案的最高年龄纪录，也造就了一个中国婚姻的非典型个案

　　她目前还没有离成婚。

　　“不离了，我死了也觉得不清爽，不甘心哪。”在天津的一家平房式养老院里，年迈体衰的纪爽厚说。

　　她的祖上大大有名，就是那位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这份祖上的荣耀并没有在纪爽厚心里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能区别于普通的同龄女子的是，她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在她的老家河北文安县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纪爽厚生于1921年，与她同龄的女子，大都在十五六岁就嫁人了，但纪爽厚到了20岁还没有嫁掉。

　　“那时候不太平啊，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年年都是战乱。”纪爽厚说。为了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她于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一年，来到北京，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热爱这份工作，一直在同一所小学教书到退休。

　　在家乡就已经耽搁了不少青春年华，来到北京后，她的亲戚朋友同事纷纷给她介绍对象，但另一种情况让她觉得不安：“那时候，有不少进城的人，他们在家乡已经有了一个老婆，但是隐瞒着，在城里另外再找一个老婆，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直到1957年，纪爽厚的母亲做主，给他说定一门亲事，对方姓田，和纪家一样也算是世家。田先生已经是二婚了，但是因为纪爽厚耽搁的时日已经太多，纪家也就没有计较了。

　　“我姑姑的婚姻就这么一直凑合着，她是那种现在难得一见的旧式婚姻。在别人的家里，她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就是伺候别人的。”纪爽厚的侄女纪传军说。

　　婚后，纪爽厚知道了田先生的脾气不好，而且不能生育。很快她也找到了逃避的方法，一旦在家里受了气，就搬到学校的宿舍里住，直到退休。学校成了她的避风港，“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不像外面的世界那么复杂”。

　　在漫长的40年婚姻里，纪爽厚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对孩子们的影响啊，女同志离婚，在单位上影响多不好。”

　　在暮年的时候，一件偶发的事故成了纪爽厚离婚的导火索。2004年，她在家里严重跌伤了，对于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伤病很难痊愈，而且治起来相当费钱。“花了五六万元钱后，他就嫌我了，说我活着费钱。”

　　在跌伤住院几个月后，纪爽厚有一次发现工资本上的钱数变多了，怕单位发错了，去银行查账。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输入的密码不对，纪爽厚傻眼了。

　　“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我挣得一直比他多，工资收入都给他管，所有家务活都是我做，他觉得我还有用处，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就没用了。”纪爽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