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现在要求离婚，不能算是真正觉悟，只能说是为了争个生存权。”纪传军说。从老人病重后，现在是她和几个姐妹在联合照顾姑姑。

　　纪爽厚于2005年提出离婚，先后开庭4次，法院作出若干判决，第一次判决，因为纪爽厚拿不出结婚证，因此，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她和当事人有婚姻关系。“证件都在他手里，他就是怕我分割财产，故意不给法院。”

　　当有了街道办出示的户籍证明后，法院认为，不能判定他们夫妻感情破裂。“法院这是歧视老年人离婚，法官曾经当着我的面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离什么婚。”纪传军说。

　　官司打到上一级法院。法院决定让两位老人回到一起看看是否还能复合。2006年4月，纪爽厚回到家里后，她同意在撤诉书上签名，并写下一份放弃财产分割的家庭协议。20天过后，她又回到了养老院，她所签署的撤诉书让她失去了上诉离婚的权利。“但是那不是我本意啊，那是别人非得让我签的呀。我还是想离婚，还有办法不？”她很焦急地问她的侄女。

　　根据法律的规定，纪爽厚还能提起申诉，但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从天津到北京，她的体力已经无法胜任这样一趟旅行，以及如此复杂的程序。关于她的离婚，还是一个现实性难题。

　　请问，对方是什么出身？

　　当政治成为婚姻的度量衡，婚姻往往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和筹码

　　-顺次：第二次婚姻革命

　　-标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的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这段话，成为许多人的上世纪跨越50～60~70三个年代的记忆。以革命的名义，人们不断地按照要求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革命的翻耕，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在《婚姻法》之外，中国人对于婚姻有了一个新的度量：讲政治。在婚姻登记制度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审查制度。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它自己独特的度量衡，在1953年，如果你家里还有女性没有出去工作，那说明你就是守旧的，不革命的。到了1956年，如果你还有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没有入高级社，那你也是腐朽的、不求进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证明他是革命的，否则，他将失去就业、结婚、居住等基本权利。政治颠覆了《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基本条款，成为人们在某一特殊时期所考虑的第一要素。在今天看来，这是荒诞和不可理解的。

　　“从解放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与政治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讲政治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包含着品格，政治和品格是一致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陶春芳说，“因此，当你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品格也有保障。一个政治先进的人，意味着具有工作上进、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等优良品性，这是组织给你鉴定过的。”

　　但是，随着政治运动日益走向疯狂，这种对婚姻的政治审查日益变味。在政治高度介入生活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第一页都必须填上“家庭成分”，出身的“高低”成为验证你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一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失去意义。

　　“文革对于婚姻的摧残，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可能被分为敌对的两派；另一方面是下放劳改中，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很可能被派到不同的地区，人为造成大量夫妻的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的荒废。找对象必须看出身，出身不好的青年终身都受影响。”陶春芳说。

　　你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我们的敌人，当这种敌我关系被引用到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父子至亲之间可能一夜反目成为阶级敌人，政治运动的风潮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夫妻的反目成仇和家庭破裂。“事实上，婚姻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