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对婚姻生活的畸形影响，余音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1978年要求重新修订《婚姻法》的各种提案上，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这是拨乱反正、让中国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当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来凭吊那逝去的青春、亲情和爱情，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行。而仅仅过去20年，但今天的年青一代看起来已经近乎荒诞。

　　1951年的包办事件

　　以革命的名义，8000个上了天山的湘女的人生大事成了共和国的包办事件

　　这是中国婚姻史中隐秘的一页，它未见记载于任何正史之中，仅有的非正式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读起来更像一个民间传说。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在地广人稀的边疆，20万驻军的婚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1949年到1954年，新疆军区以“建设边疆”的口号，从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征召了4万多名女兵入伍，在征兵的时候，隐瞒了征召女兵的目的。在入伍后，女兵们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从一穷二白中开创出一个能够适宜人的生存环境，还很快面临着组织包办婚姻的难题。

　　军旅作家卢一萍用了5年的时间，走访了上百位健在的湘女，并尽量保持了原叙述者的话语，最终写成《八千湘女上天山》，而对照虚构的作品与真实的人生，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总是充满无奈的波澜不兴。

　　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在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她们怀着建设新疆的热情来到这边土地，扎根新疆，奉献了一生。但是关于女兵的历史，在新疆军区的史志上没有记载，在我所搜集到的师、团史志中，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这样一句话的记载。关于招收湘女到新疆的目的，没有任何记录。”卢一萍说。

　　关于湘女的这段经历，从90年代初期就偶尔有作品涉及，但关于他们的感情婚姻经历被回避了，似乎这是历史“难为情”的一章。

　　而在当时，这是部队里的热门话题，各兵团首长在谈话时，都要谈到积极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

　　当时的新疆20万驻军，除了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外，其他干部和战士，除了个别在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而且年龄已经到了20多将近30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年龄了。

　　为了“批量”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军区司令王震于1950年初秋，亲自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没有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

　　除此之外，王震还向陈毅伸手要了战争时期留下来的2000人女兵队伍，并指示到山东老区去征兵，把一些战争时期失去丈夫的寡妇也征召入伍。除此之外，还在上海征召了900多名改造过的妓女入伍。

　　幸与不幸，人生的吊诡

　　在进入部队后，女兵们开始了解到部分真相，经过一番无奈的挣扎后，纷纷服从了组织安排的婚姻。虽然也有少部分性格刚烈的女兵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终身伴侣，但后来卢一萍走访时，却发现“那些当时突破层层阻力，自由选择爱人的，一生反而比较坎坷，老时养老金也普遍比较微薄，子女教育也不尽如人意，总的看来，未必比组织包办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