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6岁少年为何绑架父亲 “问题少年”背后的问题 》》详细
编者按：湘中娄底最近正在审理的"6·30"特大涉黑案的98名被告中，赫然出现了不少稚气未脱的面孔。当然，这些青少年只是这个组织中的跑腿"小弟"角色，他们还不曾有谋划有组织地去牟取不义之财。事实上，几乎在湖南娄底、邵阳、怀化等地的每个小城镇、乡村，都活跃着被当地人统称为"烂仔"的小混混群体，他们年纪尚小不曾承担生活的责任，普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闲散无事，打架斗殴，吸毒抢劫。
未成年犯管教所、戒毒所以及法庭被告席中，那一双双稚嫩的眼睛让人们深深震撼："问题少年"已经形成一种社会生态，一个有引力的"场"。我们要探究的是，这些"问题少年"的内心欲望世界和外部生存环境存在着怎样的张力？为什么青春懵懂少年背离主流价值成为常态，而遵守规则积极上进却需要通过极大的自觉来挣脱社会关系网络的吸附？请看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湖南采写的独家调研报道。
拿什么拯救你，乡村"问题少年"---农村"问题少年"灰色生态圈调查
■ 半月谈记者 陈黎明 禹志明
"问题少年"生态圈：年纪大的退出，年纪轻的又不断加入
位于湖南西部的怀化市，与重庆、云南、贵州等地交界，是"毒品过境通道"。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5359名吸毒人员中，80%以上在18岁以前就接触了毒品。位于怀化城乡接合部的鹤城区石门乡，人们把吸毒人员和当地上百号小混混统称为"石门烂仔"。多年来，当地公安机关屡打屡禁，"石门烂仔"的"旗号"始终未倒，年纪大的或退出或入狱，年纪轻的又不断加入，竟隐隐形成一种"生态平衡"。
23岁的伍绍华，已有6年吸毒史，精瘦黝黑。他说，毒瘾深了，一天至少也要两三百元开支。为了寻钱，首先是骗父母亲戚朋友，渐渐"此路不通"，便开始和一块吸毒的朋友合伙偷窃抢夺。
石门吸毒成风，毒情最严重的时候，"吸毒的人像赶场子（赶集）一样多"。当地菜市场一度生意冷清，因为时有吸毒人员到市场转悠，借机讹取毒资。他们惯用的手段是拿一根涂有红色颜料的棉签假装掏耳朵，谁不小心碰一下他们，就得赔钱。被敲诈的人心知肚明，无奈心存畏惧。久了，菜贩生意也大受影响。
当地民众对他们既恨又惧，但多数人表示，他们并不伤天害理。在农村，欺软怕硬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许多不公平的事情无法诉诸法律，往往也不可能找派出所。上学时，孩子们会自发抱团，因为这样才不至于被欺负。尽管在学校里，教师们讲很多大道理，但是社会上学生遇到的麻烦他们解决不了，这也进一步助长了"烂仔"文化。
从好孩子到闲人再到"问题少年"，并没有严格界限
多数孩子读完初中甚至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石门中学副校长傅安民告诉半月谈记者，除了时常干点坏事的"烂仔"混混外，刚走出校园的青少年分流成两路：一路外出打工，一路在家闲着，或偶尔干点杂活，或在就近的街上学门手艺。石门乡人均耕地只有0.8亩，留在家里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很快扎堆聚集。他们中午起床，抽烟打牌，到了半夜还光着膀子、趿着拖鞋、提着半瓶啤酒在街上吆五喝六，对路过的漂亮小姑娘吹口哨，讲黄色段子。
小混混与闲散的年轻群体实在有很多共同点：没有生活目标，同样的反主流倾向。一方面他们要追求平等正义，反对腐败不公平，另一方面又追求享受，在"享乐至上"的精神支配下，他们敢于藐视一切社会规范。比如"匹夫见辱，拔剑而起"那是男子汉气质，"谦谦君子，和善待人"那是"二姨娘"模样。一些影视剧渲染的黑帮匪气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教唆"作用。作为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其中所谓"哥们义气"、"兄弟情义"、"替天行道"等影响，模仿"英雄"、"壮举"，憧憬着未来活得轰轰烈烈。对这些青少年来说，最亲近的就是能"玩到一块"的朋友。伍绍华说，甚至村里几岁的小学生也跟着他们一起看黄色录像。自己与那帮吸毒的朋友玩到一起的时候，才15岁。
怀化市公安局缉毒大队长刘维勤对半月谈记者介绍，尽管公安机关已连续两年采取各种措施严厉打击贩毒、吸毒行为──在石门乡，每天有6个民警领着12个保安24小时值班巡逻──但吸毒人员仍在增加，去年新增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159个。"身边吸毒的朋友太多了，坚持了一天两天，最后总有不能抗拒的时候。"2002年，怀化少年吴冰没能把握住防线，成了一名吸毒者。
不良习气顺着农村乡土关系向更年幼的群体延伸。石门中学党支部书记曾有赓介绍说，即使是在校的学生，一点小冲突甚至一语不合，他们就懂得要拉来自己的亲戚或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去"教训对方"给自己出气。学校不得不组织20来个中青年男教师，组成"校园110"，以应对各种冲突。
在众人眼里，李与是一位有抱负、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出生邵阳的他从名校毕业后在省直机关工作，这位社会公认的"好孩子"却表示，在许多时候，"好孩子"与"问题少年"之间一步之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青春是一连串偶然事件，一小步走错，人生就是另一番轨迹。"李与回忆说，"在中学时代，我很自然地和村里的小混混一起打牌，打台球，长期交往让我也沾上了不少匪气。上大学时，一个同学被打了，我拎着刀就去帮他出气。"
少年内心向善的人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可怜人。成绩不好，父母吵架，没人看得起，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在怀化市戒毒所里何海这样说，"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理解，不希望所有人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
何海成为"问题少年"的最初动机，也是要寻求在家庭中得不到的理解。19岁的何海，14岁那年就跟镇上一帮小混混混在一起。"父母经常吵架，闹离婚。可能就是因为孤独和苦闷，我通过邻居的关系，认识了那帮朋友。"
何海的朋友共有20多个人，只有一个人没有染上吸毒。他们一起打架，敲诈，共同经营着一个地下赌场。但何海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他们能体谅我，让我觉得亲切。"今年年初，在一次打群架中，何海被砍伤，一伙人跑去为他"报仇"，混战中又有4个人受了伤，结果被公安一举抓获。
期望获得社会更好的认同，是半月谈记者在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怀化戒毒所采访的20余位青少年表露的共同心声。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维认为，不要"妖魔化""问题少年"，他们对生活也存有美好愿望。蒋维说，青少年犯罪看似具有较大偶然性和突发性，实际上，他们思维失常也有一个过渡期和累积期，这个时候，若有人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他们也许就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李与表示，小时候，最担心的是被人贴上"坏孩子"的标签，最反感母亲说出"你看来变了"、"你变坏了"这类话语，因为这样会让自己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的绝望感觉。何海说："心里失望后，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在故意搞破坏，你们认为不应该的，我们偏要去做。"
家庭、学校教育皆不到位，未能帮助青春少年悬崖勒马
一份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调查报告显示， 85.31%的未成年犯没有上过法律常识课，8.92%的未成年犯只偶尔听过零碎的法律知识，更多的未成年犯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犯法、犯罪，他们心里只有"好人"、"坏人"的概念，只有"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的简单是非观。
蒋维分析，"问题少年"表现出的简单善恶观，实质上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对我好的就拼命维护，对我不好的则全不在乎人家的死活。以自我为中心，几乎已成为9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少年的通病。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教育科科长何玉华说，农村家庭教育朝两极发展，一是骄纵溺爱，一是粗暴管教，这两种教育方式都必然结出自私的恶果。
15岁的刘成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在他很小还不记事的时候，父母就出外打工了。9岁那年，刘成的父母回到了家乡，但他们似乎不会跟孩子讲道理，只要有人告状说他做了错事，就得挨一顿打。"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问为什么打我，后来，经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我开始调皮捣蛋，经常跟嘲笑我的同学打架。渐渐地，学习成绩下降，老师也都不喜欢我了。"
刘成10岁的时候，网吧在县城里流行起来。他干脆逃课当了专业网虫，一个多月没有在学校露面。上网经费对于刘成来说是个难题，他在网吧里认识了一帮人，他们曾借给他几次钱，后来邀他去抢钱。一次，刘成偶然看到邻居家一位老人把钱锁在柜子里，于是偷偷溜到人家家里，想把钱偷出来，碰巧老太太回来。惊慌中他拿起邻居家的菜刀，对老人砍了十余刀。
接受采访的8位青少年吸毒者，有7位指出了父母的教育方式的不当。农村家长普遍文化程度低，调查表明，农村未成年人父母的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占65%，文盲占5%，高初中的仅占30%。父母本身并不懂得怎样搭建和孩子沟通的渠道，只得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
另一方面，被农村父母依靠着的学校教育，受应试教育、升学率所累，教育内容的缺陷、教育方式的落后也非常明显，对学生缺乏感染力，没有吸引力。许多农村"问题少年"对进课堂普遍有逆反心理，滋生厌学、恨学情绪。（文中未成年人姓名均为化名）
工读教育：护佑"问题少年"寻找回来的世界
■ 半月谈记者 叶含勇
女孩：为什么有的人不笑？
爸爸：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世界。
女孩：爸爸，世界还会失去吗？
爸爸：会的，孩子，会的，有时一切都会失去的。
女孩：那我们怎么办呢？
爸爸：去找，倩倩，帮助他们找回来，去找回那失去的世界。
这是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一段著名对白。讲述的是工读学校老师为花样年华的"问题学生"重树信心、回归社会的故事。该剧改编自著名女作家柯岩的同名小说。
1956年，柯岩走进工读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和女生班班主任。50年后，半月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走进新中国工读教育的摇篮──海淀寄读学校，在"寻找回来的世界"里聆听工读学校半个世纪的空谷足音……
爱学生是无条件的
跟着保姆长大的小雪，性情乖张。有一次，因为母亲不让她把钱拿出去玩，小雪伸手就把母亲掐得昏死过去。母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父亲吵着要离婚。小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送到了海淀寄读学校。
一番沟通后，该校宋梅老师逐渐找到"融化冰山的暖流"。小雪喜欢唱歌，宋老师就和她一起听韩红的《天亮了》，当唱到"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小雪泪水夺眶而出。当晚，她就找宋老师，说想母亲了，想打电话。
海淀寄读学校教科室主任石蕴茹老师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校的老师是'四陪'，陪学，陪玩，陪吃，陪睡。因为现在的小孩子，激情闯祸的比较多，保不准就给你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所以得24小时守护。"
有个学生与邻班同学发生冲突之后，从父亲的建筑工地拿回一包炸药。生活老师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班主任。经过心理调适，孩子最终向老师说了心里话："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看他老欺负我，我就想把他们班给炸了。"
这种特殊的"爱的教育"，往往需要付出超常耐性，承担风险。"小武进我们班后，仍未和社会不良青年断绝来往，周末回家后又不见踪影，昨晚我和民警找了一夜，结果发现他正和不良青年在一起，很危险。"初三（1）班班主任裴强告诉半月谈记者。同样，该年级女生班班主任宋梅则多次深夜前往清河、三里屯酒吧街，大海捞针一般寻找夜不归宿的孩子。
兴趣，给了花季少年飞翔的梦想和翅膀
"人本来就跟玉一样，精彩之处，各个不同，教育应该培养个性人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
海淀寄读学校校长肖建国提出，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强化德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培养个性人才，成为该校一大教育特色。球队、舞蹈队、广播站、电视台、篆刻小组、学术社团、科技小组……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学生们便百鸟投林，参加各自的兴趣班去了。
在今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未来工程师"博览与竞赛中，海淀寄读学校参赛学生勇夺3个第一。"就是要让孩子们走出去，比一比，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并不笨。"石蕴茹说，学生参赛回来后，校风、班风大振。
孩子的变化滋润了家长的心，也改变了他们对孩子、对学校的偏见。一次元旦晚会，看到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好多家长在台下不停地掉眼泪，有的家长拿摄像机的手都在发抖。现场有位父亲，看了孩子演的小品《会网友》后，上去就搂住不停地亲："爸爸都不知道你还有这特长……"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海淀寄读学校去年刚过罢50周年校庆。肖建国校长介绍，学校迄今已培养了6700多名毕业生，对"问题学生"的教育转化成功率达到95%。从这里出去的学生，绝大多数成了服务社会的建设者，有的成了重点大学教授、政府领导干部和知名企业家。
工读教育举步维艰的背后
并非所有工读学校都如海淀寄读学校那样一帆风顺。总体看，51年来，中国工读教育走过了一段由兴而衰的缩水历程：学校锐减，师资老化，生源萎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规定具有9种严重不良行为之一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但在具体操作时执行"三同意"原则：家长同意，学校同意，学生同意。只要家长反对，孩子行为问题再大，也无法送工读学校。李玫瑾教授对此深感忧虑：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高发，症结出在家庭教育失败、学校教育失当、特殊教育失落。如果一个未成年人早期家庭教育失败，又无法融入中小学统一模式教育，就迫切需要工读学校来因材施教。
工读学校发展困难的另一大原因是"缺钱"。目前工读学校一般都是靠当地政府投入，学生交的一点钱只能用于管理和学生生活。门头沟区永定职业学校现在就为钱所困。"由于拨款没到位，操场硬化工程也就一直没有动。另外，按照统一要求，必须建立心理咨询室和法制教育办公室，我们配备的人都到位了，可钱还没有影子。"校长董国舫说。
办好工读学校，亟待掐中立法软肋
今年8月，在人大代表的强烈呼声中，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并保证办学条件。"草案中的"专门学校"，就是指工读学校。
李玫瑾教授认为，首先要立法确定工读学校的法律地位，对未成年人进行工读教育是法律规定的，各地必须要承办，并保证经费和师资。
接下来要有一个明确的程序法。什么样的未成年人必须进工读学校？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主张：对"工读生"的裁定应该采取司法程序，不能再搞"人治"，以家长意志为转移。未成年人现在已经不纯粹在家庭范围内活动，放任自流势必危害社会，必须进行社会干预，由少年法庭综合各方意见来裁定未成年人是否进工读学校。
当前，尤其要强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和工读学校办学特色、成效，消除社会偏见，为工读学校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帮助更多的"问题少年"找回失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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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强对“问题少年”的矫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