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扑克，把失踪孩子的姓名、照片、年龄和特征等信息印在扑克牌上，四处发放，来寻找失踪的孩子。在2006年，沈浩发放了第一副寻子扑克，至今为止，只找到了一位溺水身亡的失踪孩童，而扑克中27位孩子的家庭为此每家付出了600元的费用。据悉，第二副“寻子扑克”中有4个重庆孩子，目前已经开始寄给失踪孩子的家长。因此，有人质疑沈浩借寻子扑克炒作、敛财。(《重庆晨报》2月13日)

　　为什么有人会质疑沈浩借寻子扑克炒作敛财？关键在于寻子扑克的“寻子效益”没有达到一些人的预期，进而对寻子扑克产生了怀疑。在每个家庭付费后，究竟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效益？这似乎没有确切的标准。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通过寻子扑克“没有找到其他失踪孩子”。

　　在一些人为寻子扑克的效益不满的时候，寻子扑克的发起人沈浩的“收益”又如何呢？以第二副“寻子扑克”为例，52个家庭付费总共有3万多元。而制作第二副“寻子扑克”(10000份)的费用、到各地发放扑克的车马费已超过3万元(沈浩语)。即使沈浩的说法有“水分”，“敛财”之说还是十分牵强。而这种牵强的原因在于一些人对寻子扑克进行了“效益绑架”——既然为寻子扑克付了费，就一定得找出个活着的张娃或李崽来。就在这种思维与情绪的笼罩下，当沈浩为发放寻子扑克四处奔走、名声逐渐响亮的时候；当他收取一些费用、最终仍可能入不敷出的时候；当寻子扑克开始发挥功效、却还没有多少实际成效的时候——有“道德绑架”之嫌的“个人炒作”说便产生了。

　　非理性的效益追求往往会扼杀理性效益的产生，非理性的高尚常常会扼杀理性的高尚，最终使得效益与高尚都成为空中楼阁。

　　寻子扑克上并没有“天眼”，它只是寻找失踪孩子诸多渠道中的一种而已。理性地看待寻子扑克的寻子效益与发起人的动机，在进行监督的同时，别进行任何超出理性的“绑架”。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多留一个“或许可能”的梦想，就是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多留一条“回家之路”——哪怕在这条路上的跋涉要他们投入一生一世的思念、耗尽他们一生一世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