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孩子失踪后，家长们最关心公安部门的态度，也最渴望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但2006年至今，家长们得到的却只是失望。
失踪孩子家长李文明告诉记者：“孩子今年3月2日失踪后，我是3月8日来临汾市公安局报的案，当时我就看见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墙上写的工作流程规定，报案7天就要给回复，可过了不下20天，才有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让去谈谈‘孩子是怎么丢的’、‘怀疑点在哪’等等。”
丢了妹妹的杨女士说：“妹妹刚丢时，我天天哭得话都说不好，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先找过学校，学校的人说，通过学校找，就得花钱，私下通过别人去找，‘也只是帮忙’。找市残联，残联的人说：‘要是人在临汾市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找。出了临汾市，你也得花钱，我们通过私下托人去找。’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得去找刑侦队。’我去找了刑侦队，开始他们还带我去找了一趟我怀疑的人，后来就不再管我的事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事到底应该去找谁。”
杨女士说：“我也想过像其他人一样花些钱，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妹妹，又怕被人以此为借口，不断要挟、要钱。一年多来，为了找回妹妹，我不知求过多少人，请过多少人吃饭。”
■孩子信息如何泄露，学校为何能找回一些孩子？
孩子失踪的众多疑点都与他们就读的学校相连。失踪学生家长心中的很多疑问也都需要学校回答：为什么那些把孩子骗走的聋哑人，会隔着一两个县那么远的距离找到孩子的家？孩子们的家庭地址、电话只在学校政教部门有登记，连班主任知道得都很少，这些聋哑人又怎么会知道？学校为什么有能力找回一些失踪孩子？
很多家长认为，校方对此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焦急的家长们谈起寻找失踪孩子的经历，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政教处主任董辉。为此，记者找到并采访了他。
以下是记者和董辉的对话：
问：失踪学生都是在家中被人带走的，为什么其他外乡聋哑人隔着那么远会知道丢失聋哑人的家庭地址？
董：聋哑人不同于常人，他们的圈子就那么大。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人数就更少，他们有互相之间留家庭地址的习惯。他们之间一打手势，发现都是相同的人，很快就能建立信任，成为朋友。
问：为什么学生失踪了，他们所在的家庭不愿去找公安部门，而要通过学校、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
董：从我这两年协助公安部门破获一些聋哑人犯罪的经历（主要是做手语翻译，我懂手语）看，打击聋哑人犯罪有政策与法律上的难点。失踪的学生不属于被拐带，他们年龄比较大，也不属于儿童。聋哑人犯罪很少有重罪，主要以盗窃为主，也有抢劫、拐带人口，但取证很难，因为他们圈子小，又不会说话，取证很难，很难抓到“现行”。就是抓到了，刑法中又有对聋哑人犯罪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有时没法起诉。所以，有些公安部门不愿意管。家长找到我们，我们也仅限于帮忙。因为我们搞特教有一些时间，更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情况。也是把钱给人家，托人家去找。我们要在学校搞教学，没时间亲自去找。托人家去找，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我们也要求家长，发现孩子失踪了，首先要求助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已向家长收取失踪孩子照片
失踪事件在当地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但记者想就此采访临汾市公安部门时，却始终无法如愿。费了好大周折，记者找到应该主管此事的临汾市公安局刑侦打拐大队，在查看了记者的身份证件后，一位姓韩的副队长表示：“我们这里有规定，采访需经过大队政治部宣传处同意后，才能安排。”找到宣传处处长王志文，王处长回答：“不行，我们省里有规定，在未结案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那要是永远结不了案呢？”
“反正不能采访，就是这么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