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孩子失踪后,家长们最关心公安部门的态度,也最渴望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但2006年至今,家长们得到的却只是失望。
失踪孩子家长李文明告诉记者:“孩子今年3月2日失踪后,我是3月8日来临汾市公安局报的案,当时我就看见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墙上写的工作流程规定,报案7天就要给回复,可过了不下20天,才有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让去谈谈‘孩子是怎么丢的’、‘怀疑点在哪’等等。”
丢了妹妹的杨女士说:“妹妹刚丢时,我天天哭得话都说不好,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先找过学校,学校的人说,通过学校找,就得花钱,私下通过别人去找,‘也只是帮忙’。找市残联,残联的人说:‘要是人在临汾市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找。出了临汾市,你也得花钱,我们通过私下托人去找。’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得去找刑侦队。’我去找了刑侦队,开始他们还带我去找了一趟我怀疑的人,后来就不再管我的事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事到底应该去找谁。”
杨女士说:“我也想过像其他人一样花些钱,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妹妹,又怕被人以此为借口,不断要挟、要钱。一年多来,为了找回妹妹,我不知求过多少人,请过多少人吃饭。”
■孩子信息如何泄露,学校为何能找回一些孩子?
孩子失踪的众多疑点都与他们就读的学校相连。失踪学生家长心中的很多疑问也都需要学校回答:为什么那些把孩子骗走的聋哑人,会隔着一两个县那么远的距离找到孩子的家?孩子们的家庭地址、电话只在学校政教部门有登记,连班主任知道得都很少,这些聋哑人又怎么会知道?学校为什么有能力找回一些失踪孩子?
很多家长认为,校方对此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焦急的家长们谈起寻找失踪孩子的经历,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政教处主任董辉。为此,记者找到并采访了他。
以下是记者和董辉的对话:
问:失踪学生都是在家中被人带走的,为什么其他外乡聋哑人隔着那么远会知道丢失聋哑人的家庭地址?
董:聋哑人不同于常人,他们的圈子就那么大。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人数就更少,他们有互相之间留家庭地址的习惯。他们之间一打手势,发现都是相同的人,很快就能建立信任,成为朋友。
问:为什么学生失踪了,他们所在的家庭不愿去找公安部门,而要通过学校、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
董:从我这两年协助公安部门破获一些聋哑人犯罪的经历(主要是做手语翻译,我懂手语)看,打击聋哑人犯罪有政策与法律上的难点。失踪的学生不属于被拐带,他们年龄比较大,也不属于儿童。聋哑人犯罪很少有重罪,主要以盗窃为主,也有抢劫、拐带人口,但取证很难,因为他们圈子小,又不会说话,取证很难,很难抓到“现行”。就是抓到了,刑法中又有对聋哑人犯罪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有时没法起诉。所以,有些公安部门不愿意管。家长找到我们,我们也仅限于帮忙。因为我们搞特教有一些时间,更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情况。也是把钱给人家,托人家去找。我们要在学校搞教学,没时间亲自去找。托人家去找,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我们也要求家长,发现孩子失踪了,首先要求助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已向家长收取失踪孩子照片
失踪事件在当地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但记者想就此采访临汾市公安部门时,却始终无法如愿。费了好大周折,记者找到应该主管此事的临汾市公安局刑侦打拐大队,在查看了记者的身份证件后,一位姓韩的副队长表示:“我们这里有规定,采访需经过大队政治部宣传处同意后,才能安排。”找到宣传处处长王志文,王处长回答:“不行,我们省里有规定,在未结案之前不能接受采访。”
“那要是永远结不了案呢?”
“反正不能采访,就是这么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