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这类案件认定的关键在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体身份证据的审查，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边缘年龄”证据，即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属于“小于14周岁”、“大于等于14周岁而小于等于16周岁”、“大于16周岁而小于等于18周岁”和“大于18周岁”等四种情形。目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问题就是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尤其是边缘年龄、临界点年龄的认定问题。因种种原因，在查证年龄时出现许多复杂情况，如果因临界点年龄 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据没有达到证明的标准，将会导致案件证据瑕疵、证据漏洞、证据真假难以甄别，增加了退回补充侦查、延期审理等情况，甚至使案件无法及时处理下去。如果司法机关不高度重视，很有可能导致不该受到追究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又有可能放纵有罪之人。这要求司法界高度重视临界点年龄的证据调取、审查和固定，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审查把关工作机制，使案件证据形成链条，以确保案件质量。笔者认为，在审查临界点年龄证据时，要遵循四个审查工作流程：
第一，坚持诉前讯问制度，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的审查，发现疑点及时查证。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是指，犯罪嫌疑人向司法机关自行供述的年龄。在检察环节，我们要坚持诉前详细讯问制度，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出生的具体时间、属相、同龄人等细节。坚持起诉前详细讯问是十分重要的，可以通过讯问发现证据疑点，发现疑点及时查证。如习雨化名故意杀人案，仅凭案件证据，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认定其作案时已经是23岁，但通过接触犯罪嫌疑人，他提出其实际年龄仅17岁，是为了想早日当兵，改了户口底册，并提供了同龄人，公诉人员与公安侦查人员一起复核其父母证言，并对同龄人进行调查，复核了村组老户口底册，查明了习作案时确实是17岁，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第二，全面审查证明方向，通过对公安机关提交证据存在问题的分析，力求证据的证明力。近几年，各地司法机关的案件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检察机关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追求证据证明方向的一致性和更高的证明力？笔者拟通过对公安机关提交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临界点年龄证据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过分看重口供，缺乏理性的分析与思考。个别侦查人员仍然坚持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思想，仍然依赖口供定案，如有的侦查人员在取得犯罪嫌疑人自述年龄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忽视了对其他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有罪证据的收集；有的侦查人员虽然收集了其他相关的年龄证据，但在细节上下的功夫不够，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有的侦查人员没有对讯问笔录进行审核，没有分析笔录之间的证明方向是否一致，没有找出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补充讯问，而是多次重复讯问；有的侦查人员根本就没有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辩解，甚至不予理睬。
二是证据固定不当。有的案件对同龄人年龄证据虽有及时提取，提取也比较全面，但却没有对犯罪嫌疑人具体的出生月份进行适当的固定，用其他证据进行“补强”，削弱了证据的证明力。我国刑法规定的周岁是指生日的次日才算满周岁，该计算方法也要求司法机关在取证时尽可能地精确到具体的日期，甚至是时、分。
第三，注重固定补强证据，通过密切配合排除证据疑点，避免翻供和证据突变而影响诉讼。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证据内部和证据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这就需要补强证据去排除矛盾点。在司法实践中，最有力的补强证据是证人证言。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能通过询问证人而了解到案件的相关情况，因此，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是一种最普遍、最广泛的证据来源。目前，有许多案件是侦查人员没有全面搜集证据，最初没有固定好证人证言，导致证据变化，增大了工作量。因此，公诉人员要严把证据质量关，除了要求公安机关在取证时注意固定证据外，在审查阶段也要审慎细查，密切配合，及时完善固定关键的证据材料，排除证据疑点，避免因翻供或证据突变导致出现疑难案件。如在办理李征化名强奸案件时，在法庭上其母亲说李作案时不满14岁。公诉人面对这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关键证据，立即建议延期审理。公诉人分析了证据突变的原因是侦查环节没有及时固定好证据，即决定与审判人员、侦查人员到李征的出生地调查取证。在当地警方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最终查清了被告人母亲已经串通了证人和李征确实已满14周岁的事实，后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