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离校出走的贺国军
两年前，宁武县一中初二学生贺国军因看“闲书”，被班主任批评后负气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
两年来，贺国军的父母辗转20多个城市寻找儿子，甚至去求神拜佛，然而，一次次失望而归。
学生突然失踪，让老师如鲠在喉，让校方深感棘手。当年批评贺的班主任正值事业高峰期，却只能养病在家。
贺国军离校出走并非个案，我们不禁追问，是孩子太脆弱，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家长：伤心再伤痛
11月27日晚，原平市长梁沟镇寒风刺骨，时不时还有几粒雪霰落到脸上，这是原平市入冬以来的第一次降温，突如其来的寒冷，让行人裹紧了衣服，加快了步伐。
刚刚回家的贺海亮、杨贵娥夫妇四目相望，一声长叹。今天又是一无所获。“儿子，天冷了，你有衣服穿吗？你到底在哪里？”面对着窗外，46岁的杨贵娥默默念叨着。泪花在她眼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她说，自己是个不爱哭的女人，尤其在外人面前。“因为我表现坚强，有人竟说我们的儿子没有失踪，是被我们藏起来了，以此向校方讹钱。难道每天哭哭啼啼，儿子就回来了吗？”
儿子贺国军（小名三牛，在家排行老三）离校出走快3年了，为打听儿子的下落，她和丈夫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已记不太清了。只是感觉心一天比一天凉，绝望笼罩在全家人的心头。
贺海亮夫妇育有3个儿子，大儿子当年考上高中，因为父亲突然生病，没有经济来源，不得不辍学回家。二儿子从小不喜欢读书，没上完初中就扔掉了书包。夫妇俩把希望寄托在了乖巧听话的三儿子身上，希望家里能出个状元郎。
杨贵娥的娘家在宁武县，2000年，贺海亮夫妇决定去宁武做水果生意，把小儿子带在身边，送进了宁武一中。“这个学校在当地的口碑不错，另外，孩子他舅也在这所学校教书，有个照应。”
然而，就在贺国军上初二那年，他二哥突遇车祸，昏迷40多天后才醒过来。为了照顾受伤的二儿子，贺海亮夫妇无暇顾及三儿子的学习，贺国军的成绩滑坡。在舅舅杨宽应的安排下，2002年秋季，贺国军留级到了刚升入初二年级的149班，班主任为李杰。
2003年3月1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准备带学生上课间操的李杰路过教室，看到贺国军正埋头看书，就喊了一句：“贺国军，你出来。”
“你怎么不去上操？”
“我感冒发烧，已经向班长请过假了。”
“你是不是又在看闲书？把书拿出来。”
“没有。”
“我当时走进教室，从暖气片后搜出了一本小说。书的内容不健康，我很生气，就用书在贺的头上轻轻拍了两下，而后让贺去上操。”2005年11月29日，李杰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到操场后，李杰发现贺国军并没有跟过来，就又返回教室，教室里空无一人，贺国军已不知去向。下操后，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事杨宽应。并让杨宽应联系家长，看贺国军是否回家。
“当时李杰告诉我，说贺国军看闲书不上操还不承认，他便拿书在其脸上和后脖颈搧了几下，后来贺就不见了。”杨宽应回忆说。
因为贺海亮夫妇在宁武租房子住，没有联系方式。杨宽应特地跑到妹妹家察看。贺国军并没有回家。到了中午，他依然没回来。贺海亮夫妇着了急，发动所有的亲戚在宁武县城四处找儿子。
“往常学生离校出走，很快就会回来的。”李杰希望贺国军也会是这种情况。然而，三四天过去了，贺国军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他兜里只有5块钱呀，能去哪儿呢？”杨贵娥唠叨着。
好多天没有贺国军的音讯，杨宽应和李杰陪着家长租车来到神池，求民间的某“神仙”指点迷津。“神仙”告诉他们，孩子一个星期后就能找到，并告诉他们寻找的大致方位。一家人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神仙”所说的一个星期过去了，贺国军仍然没有任何音讯。
校方：无力复无奈
“他最远也只去过宁武，每次都是我带着，从没有一个人出过门。”贺国军的突然失踪，让老师和家长无法理解。就连自封的“神仙”也没有帮上忙。
在家长的要求下，宁武一中先后在省城报纸、忻州电视台、朔州电视台等媒体播发了寻人启事。为了找儿子，贺海亮夫妇结束了他们的水果生意，足迹踏遍了太原、大同、五寨、石家庄等20多个县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的范围越来越大，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杨贵娥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了“神仙”身上。这回，她和丈夫又找到了代县的“神仙”。神仙告诉他们：“每晚12点到次日凌晨1点，在自家院里点9支红蜡烛，烧99个‘金元宝’，磕99个头，叫9声儿子的名字，儿子听到后就会回来。”从此，邻居们常常在深夜听到杨贵娥叫儿子的名字。“那叫声让人发怵。”一位邻居说。
各种方法用尽了，贺国军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贺海亮夫妇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学校。“儿子那天确实生病不舒服。他是受到老师体罚后出走的，学校和班主任都有责任。”他们隔三岔五去学校，要求校领导解决儿子失踪的问题。半年以来，学校和家属穷尽人力财力，始终没有什么结果。“家长三番五次来学校，搞得学校没办法教学。”学校领导请示了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局长后，于2003年9月17日与家长达成了《关于支付贺国军家长误工补助及相关事宜的协议》：学校一次性支付贺国军家长从事生产经营资金4000元。按照协议商定，在该生有消息、线索时，学校可以帮助家长寻找，而平时学校与家长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直至有了结果为止。至此，从贺国军出走到达成协议，校方共支付各种费用约1.6万元，班主任支付了3600元（不包括其寻找学生时的费用）。
2004年7月，贺海亮夫妇再次到学校要孩子，校方几经商量，想出一个办法，公证《贺国军离校事件处理协议》。“学校没有钱，孩子出走，学校有一定责任，公证《协议》也是想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这样更公平一些。”宁武一中主管政教的副校长樊永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宁武县公证处的公证下，学校、家长、班主任三方协商，于2004年7月16日达成如下协议：
1、由学校、班主任共同支付贺国军家长费用8000元（其中学校5000元，班主任3000元），作为家长继续寻找贺国军的支出费用，直到2005年3月19日，期间家长与学校、班主任不再发生纠纷。如一方失约，另一方将追究对方责任。
2、2005年3月19日前贺国军如果归家，则从前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学校、班主任不再追要（在此期间，若有贺国军确切线索，学校应负责会同家长、有关部门找人），如果2005年3月19日后仍未见该生音信，可由家长直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做出裁决。学校不再负责直接对家长处理。
协议达成后，家长信守承诺，在2005年3月19日前，没再“骚扰”校方。协议到期后，校方和家长都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事件，但双方又遇到了新问题。当地法院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该生出走两年，法院只能宣告失踪，四年后，才能依据有关法律宣布死亡。宣布死亡后，当事人才能就此向法院起诉，要求民事赔偿。
失踪的贺国军像一剂慢性毒药折磨着家长和学校。今年4月，身心备受煎熬的杨贵娥与李杰在校长办公室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李杰告假在家养病。贺海亮夫妇则踏上了上访路。
教师：委屈又彷徨
“事情越来越复杂，学校没办法处理，真的很头疼。因为这个事，老师们如今在管理学生方面很消极，与学习无关的事，尽量不去管，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樊永俊说。
在宁武一中采访时，几位教师向记者感叹，现在的老师太难当啦！
“因为这事，老婆跟我闹矛盾，母亲也因为着急上火于今年5月去世了。因为是同事的亲戚，平时我都对贺国军很照顾，我当时就想对他严格些，那根本不能算是打，谁能想到，他就会失踪了呢。”
李杰参加工作16年，当了10年的班主任。他告诉记者，贺国军是中途插到自己班里的，刚到班里时，学习成绩还可以，后来就迷上了小说，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自己多次把他叫到办公室做思想工作，也跟他舅舅杨宽应说过这事。
在李杰眼里，贺国军虽然性格内向，但比较有主见，很精明。
贺海亮评价自己的儿子，不爱多说话，像个女孩，一直受到表扬，被别人捧着，自尊心很强，家里人也从没骂过一句。
分析儿子迟迟没有消息的原因，杨贵娥说，要么“没”了，要么被别人控制失去人身自由。
“跟自己生活过一个多月，吃饭得给他端到手跟前，放一个馒头，就吃一个，不够吃，他也晓不得自己动手。”杨宽应认为，外甥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这次出走恐怕凶多吉少。
心理专家认为，应试教育环境使家长、教师过度、片面地强调学业，而忽视了对学生心理问题与人格成长的关注。学生内心原本潜伏的困扰与堆积的压力，被新近发生的事变成导火线点燃后，极容易采取离校离家出走的行为。
今年3月份，宁武县教育局新局长王贵征上任后，针对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人生安全，要求学校跟每一位在校学生家长签订了《中小学生安全协议书》。内容涉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等纠纷。
针对“贺国军离校出走事件”，王贵征说，一切用文字说话，继续寻找是主导思想，其次就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到时候，该负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记者问，学校发生这类事件，是否因为教师和学生缺乏交流呢？王贵征说，不能过分要求教师，现在对老师的束缚太多。素质教育的呼声无论多高，在升学率面前，应试在每一所学校都是压倒一切的总目标。一所学校如果升学率低，就失去社会的认同、家长的认可，学校就面临危机。为此，学校的每一位教师都面对极大的工作压力，自然，教师会把这种压力转嫁于学生，希望自己所教的每一位学生能有好成绩。在片面追求考试成绩的过程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培养自然滑落。在考试成绩成为对学生的单一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一些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自暴自弃，悲观厌世。更何况学习是一个无比艰辛的过程，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物质条件优越的独生子女，又有几人甘愿经受这种艰辛？如此一来，学校教育也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教师在其中充当了一种尴尬的角色。一方面教师深知教育的本质是为社会培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社会责任感强的合格的社会“人”；另一方面，教师又不得不为追求分数与升学率而扭曲自己的行为。
李杰告诉记者，说他现在总是头昏脑胀的，没办法上班，他希望得到公正处理，让自己尽快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
我们也希望失踪的贺国军看到报道后，能够主动与家人联系，父母兄弟盼你早日回家。
本报记者 何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