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年来，赖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耶萨扬。“我总是憧憬着这样的画面：门突然开了，他就站在那里。”赖希说。令赖希伤感的是，她和耶萨扬的儿子、科拉·安塞尔米的父亲已经去世。在父亲留下的日记中，科拉惊奇地发现，父亲一直都在痛苦地寻找“他的父亲”，一直想知道祖母口中的安德烈·耶萨扬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科拉曾多次通过俄罗斯军方的档案部门查找，但对方的答复永远都是“查无此人”。

　　“专业寻父服务”是个骗局

　　同科拉的父亲和赫伯特·哈克一样，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们几乎都未曾见过他们的父亲，他们从小就背负着被人称为“私生子”的耻辱，长大之后，不少人萌发了寻找生父的强烈愿望。然而，找寻过程是极为艰难的。他们的生父——那些盟军士兵，当年留下的姓名、家庭住址等往往语焉不详，许多人在离开德国时甚至没给他们的情人留下任何信息。当他们的后代试图通过查阅盟军当年在德国的驻扎情况来寻找线索时，又往往被告知“那仍然是军事机密”。最近几年，盟军的战后档案逐渐解密，但由于保管不善，许多档案已经遭到破坏或干脆无迹可寻。

　　强烈的寻亲需求甚至在德国催生了一个产业——“专业寻父服务”，一些咨询公司宣称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接触到美、英、俄等国家的战后档案，以“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技能”为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找到生父。

　　赫伯特·哈克曾试图委托法兰克福的一家咨询公司寻找他的父亲“查尔斯”。他把手头所有与“查尔斯”有关的信息都给了该公司，并向对方支付了５６０欧元。４个月后，赫伯特收到了该公司的一封电子邮件：“我们发现您是查尔斯·Ｇ·阿莫斯的后代，他已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了。”赫伯特要求该公司给他提供一张父亲的照片。很快，他就收到了照片。但那是一张坟墓的照片，墓碑上主人的面貌非常模糊，难以分辨。“那个人应该是你父亲的弟弟。”这家公司在邮件中称。

　　赫伯特·哈克并没有轻易相信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他通过美国军方的档案部门查询有关“查尔斯·Ｇ·阿莫斯”的情况，结果被告知，这个“查尔斯”从未在德国的施韦因富特驻守过，因此不可能是他的父亲。此时，赫伯特·哈克终于明白，这家公司所谓的调查，就是一个骗局。

　　只想回到父亲生长的地方

　　个人力量的薄弱，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的不规范，这些都使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寻找生父的过程十分艰难。数十年来，能找到生父的“幸运儿”寥寥无几，弗朗茨·安塞尔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现年５５岁的安塞尔夫住在波恩，他花了３０多年的时间寻找他的父亲。“我从小在一座孤儿院里长大，其他孩子都叫我‘小美国佬’，”安塞尔夫回忆说，“我那时就想，你们都认为我是美国人，我一定要找到父亲，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

　　安塞尔夫的父亲名叫路易·Ｇ·克雷格，曾在驻德美军中服役。１９５０年，克雷格退役，在一个从事德国战后重建的美国机构中谋到了一份差事，仍然留在德国。就在那一年，克雷格遇到了安塞尔夫的母亲芭贝特，两人建立了情人关系。此后不久，克雷格就返回美国，那时，芭贝特已经有了身孕。她给克雷格写信，希望能前往美国与他相聚，但昔日情人冷冰冰的回信却让她心碎。“我不能把你留在我的记忆中。”克雷格在信中说。那封信现在保存在他们的儿子安塞尔夫手中，但安塞尔夫不相信父亲会那么绝情，他仍然希望能找到父亲。

　　１９７１年，安塞尔夫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得知父亲路易·Ｇ·克雷格住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韦斯顿，当过多年的市长和议员。然而，当安塞尔夫满怀希望地赶到韦斯顿时，却得知，６３岁的父亲在几周前去世了。为了确定克雷格与自己的父子关系，安塞尔夫向当地法院提出申请，从克雷格的遗体上提取ＤＮＡ样本，进行亲子鉴定。这个“非同寻常的要求”直到２０多年后才被批准。１９９６年，克雷格和安塞尔夫的父子关系得到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