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仅仅依靠家庭的个人力量，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些家庭的一切尽可能的努力，大都是徒劳的。 可在现实情况下，有关部门对于这类人口失踪情况的关注，也只能是被动的。据记者了解到，公安部已经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是，对失踪人员家庭来说，这个举措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实效，依旧是个未知数。因为对人员的突然失踪来说，不光有刑事上的原由，也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原因：有家庭问题，有工作问题，甚至还有心理问题。在这么多原由下，假如硬要让作为单个部门的警方来承担这个职责，确实有勉为其难的地方。因此，他们在面对人口失踪的问题时，也是尴尬的。尤其在基层派出所，几个警察，除了管理户籍、保障治安之外，还要应对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说实话，他们几乎不可能有精力再抽出警力去寻找毫无线索的失踪人员。尽管警方有自己的查找失踪人口的数据库，但这主要是用于刑事破案。如果有人来报人口失踪，警察所做的最多是将信息输入内部信息库，一旦没有了线索，就只能是束之高阁。
沈浩告诉记者，去（2004）年8月，他受美国一位女华侨之托，到上海找她28年前军训时的班长，但有关方面就是不提供任何信息，说他没有司法调查权。沈浩有些伤感：“做这种公益事业，如果得不到支持就太难了，有时候真想撂下去专心经营‘皖东时空’。”
很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随着社会人员流动的加剧，传统户籍制度和社会结构都面临着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可是适合形势需要的人口管理机制还跟不上，所以人口失踪问题更加严重地凸现了出来。
从现实上来说，普通个体人员的失踪，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如果因此而忽视了这个社会问题，那么对那些陷入痛苦的家庭又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需要关怀。
如何设立这种关怀机制，就是如何建设一种失踪人口寻查机制，以这种机制来改变目前在失踪人口问题上的被动局面的问题。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安徽知名律师安超这样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首先需要一个更好的人口管理系统，其次离不开更广泛的社会协作。“因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行政手段往往是滞后的。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会来解决。”
一些专家认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必须出现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是一个在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之下，带有职业化性质的公共部门。只有这样“沈浩们”才不是“独行侠”。
将“寻人”进行到底
沈浩有一个共10口人的大家庭，他和父母、兄弟有各自的小家庭，住在一幢自建的两层楼里，相处得非常和睦，周围的人惊奇并羡慕不已。军人出身的父亲是沈浩坚定的支持者:“这是行善积德的事，你认准了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妻子也很理解他，帮助他整理资料，接听电话，收集信息。这些年沈浩为找人跑遍了20多个省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妻子从没有半句怨言。
记者：据说你每年要在寻人花去近两万元，这钱从哪里来？
沈浩：主要是依靠“皖东时空”来补贴。
记者：志愿者提供服务时收费吗？
沈浩：我不反对志愿者在找到人之后收取酬金。我的观点是，不强求你一定要付我费用，但我也不反对你付给我费用。但事先都会有约定，如给你提供确切线索付多少酬金，送回家要多少酬金等。不过据我所知，到目前还没有志愿者收过钱。
记者：网站今后有什么发展计划？
沈浩：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公益性事业商业化运作的道路，寻求社会的赞助与支持，设立“寻人基金”，用于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失踪者家庭。如果有人或企业愿意赞助，我们甚至可以转让网站的冠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