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起丢失、贩卖孩子的事件，往往跨越省份，而且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为躲避追捕往往把他们拐到很远的外地，这样，给孩子的父母留下的就不仅是心灵的痛苦，还有寻亲路上沉重的负担。
 
　　徐光琴，贵州遵义人，在昆明打工已经12年，去年3月，他3岁的儿子谢远红在家门口玩耍时不幸丢失，孩子丢失了后，徐光琴和丈夫开始四处寻找儿子，他们印刷了5百多张寻人启事到处张贴。还请了许多人帮着寻找孩子。

　　徐光琴：“那时侯我们印了500多张，那一下子几天工夫就花了几千块钱。”

　　除此之外，谢还在云南电视台和昆明的一些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

　　徐光琴：“我们上了将近半年。”

　　半年之间，徐光琴夫妇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光登寻人启示就花了将近一万元，而在这期间，夫妻二人无心工作，到处寻找孩子，几个月几乎都没有收入。

　　徐光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一直找。”

　　一年过去了，为了寻找孩子，徐光琴夫妇花去了几乎全部的积蓄，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

　　面临寻找困境的不仅仅是丢失孩子的父母，还有专门负责打拐的警务人员，为了侦破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去年8月1日，昆明市公安局成立拐卖儿童专案组，由于案件涉及三个省，公安部派出专人进行协调，云南、福建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

　　从2005年8月开始立案，到今年4月案件告破，警方历时8个月，往返奔徙于云南、四川、福建3省，不仅出动了大量警力，还支出了高额的费用。

　　李宁：“经费可能也将近100来万，因为这个经费，几家都在开支，就是说为了这个专案，都在投入，这个投入比较大。”

　　在王金木一案中，警方最后解救了28个孩子，花费了上百万元，这些经费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李宁：“差不多3到5万吧，解救一个孩子，成本还是很高，而且大家都比较节约了，出去经常吃点快餐，吃方便面，比较节约。”

　　在昆明最容易丢失孩子的城中村，记者看到，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孩子多，平均每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而由于父母忙于打工和做小生意，许多孩子几乎无人看管，处于放养状态，而这往往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因此孩子容易被拐跑，尽年来，城中村就有200多名孩子丢失，云南警方调动了上万名警力，花费了600多万元，全力寻找，但由于这样的案件大多是跨省进行贩卖，而寻找孩子的途径单一，成本较高，找回孩子的比例依然很低。

　　尽年来，城中村就有200多名孩子丢失，云南警方调动了上万名警力，花费了600多万元，全力寻找，但由于这样的案件大多是跨省进行贩卖，而寻找孩子的途径单一，成本较高，找回孩子的比例依然很低。

　　面临寻找失踪儿童难题的不仅仅是昆明，2004年8月，福建警方历时两年多，解救了44名被拐卖的婴儿，而这次寻亲行动动用了上百名警力，耗资近500万元， 而今年广西柳州警方破获的9起贩婴案中，找回的失踪婴儿也只有9名，不到当年失踪儿童的十分之一，缺乏有效的寻亲网络，寻亲成本极为高昂已经在严重制约着全国各地寻找失踪儿童的效率和进程。

　　半小时观察：给迷失的孩子铺就一条回家的路

　　孩子丢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父母从此无心工作，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奔波于大街小巷之间，苦苦寻找，而且警方解救一个孩子平均花费也要3到5万元，那么，那些还没有找到，但每天还在苦苦寻找的父母们，所背的经济帐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孩子往往是跨省贩卖，父母个人的寻找，作用微乎其微；警方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也相当有限。

　　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分属各地的寻人信息网站，但还没有全国性的“寻亲网络”，民政、公安、媒体还各自为政，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互通机制：民政部门不清楚救助站里的迷失者可能就是警方要寻找的失踪人口，警方接受报案寻人，却并不知道失踪者就在救助站里，事实证明，给迷失的孩子铺就一条回家的路，仅仅依靠民间的个人的力量效果并不理想，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寻亲网络，有关部门对此有更大作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