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年前，当苏锡常大上海地区的众多孩子因饥荒而被父母遗弃，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北方诸省及其社会救助机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演绎了一次当时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人口迁移。

从上海蜿蜒北向的铁路记载了他们生命的轨迹，这些孩子被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爱怜地称为：“上海孤儿”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曹荷娣在人群中，第一眼看到高素云的时候，先注意的是她的嘴角。“两个嘴角弯弯地往上翘，你看我，看我这几个妹妹，是不是都这样？”曹荷娣指着自己说。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无锡市福利院为来自山东的寻亲团组织了一场“寻亲会”，来自无锡松坟头村的曹家六姊妹一下全来了，她们希望能从中找到１９６０年因为饥荒被遗弃的妹妹。她们在人群中紧张地搜寻、比对着，直到老三曹荷娣找到了高素云。

人们围了上来，所有人都说她们很像，曹家姊妹开心地笑着，只有高素云紧张地低着头……

这样的场景，曹荷娣和高素云已期盼了许久，４０多年前，中国面临的巨大的粮食饥荒，导致大量孩子被他们的家庭分离——１９６０年前后，他们被父母遗弃在城市，因为城市粮食匮乏，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他们一批批沿着蜿蜒向北的铁路，从上海被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内蒙等遥远的北方省份，安排到养父母家中。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踏上返回家乡的寻亲之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上海孤儿”。

“赤峰寻亲团”

白金丰８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上开往大连的客轮。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上海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１９９８年，白金丰从赤峰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河北唐山孤儿返回上海寻亲的消息，原本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开始渐渐清晰起来。

“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谈到过我的身世，”白金丰说，“但是我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周围亲戚邻居都知道，这些话总会传到耳朵里来。”

养父母没有生育，他们对这个养女的疼爱，白金丰说“和亲生的没有什么两样”。

白金丰的养父母在１９９７年以前先后辞世，直到永远离开自己的女儿那天，两位老人也从没跟白金丰提过“领养”二字，但白金丰明白，“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不说出来是怕伤感情”。“要是养父母还在，我绝对不会寻亲”。白金丰说。

１９９８年，通过当地报纸的联系，赤峰２０多个身世相仿的人聚到了一起。赤峰民政局还保留着他们当年被领养时简单的档案资料，在档案里，白金丰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也知道了自己在孤儿院时的名字：石行。

１９９９年，白金丰的赤峰寻亲团一行２０多人南下上海，和白金丰一起的还有在赤峰市医院工作的郭泳利和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孙闻鸿。

郭泳利本打算一直瞒着养母，但当地的记者却无意中暴露了她寻亲的秘密。在和当地报纸联系之后，有记者拜访了郭泳利家。结果，记者对家里一张合影的冒昧提问——“老太太，哪个孩子是您收养的”惹恼了老人。当郭泳利和同为收养的弟弟进门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把记者往门外赶。记者见到她们回来，便指着弟弟问，“这个是收养的么？”老太太忙中出错：“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

想起当时的情景，郭泳利又好笑又有些心酸，“要不是疼我，老太太不会那么着急”。记者拜访之后，郭泳利每天都要把家里的报纸藏起来，以免老太太看见寻亲的新闻伤心。

２０多个身世相同的人刚聚在一起，结果却显得有些尴尬，白金丰回忆起当时场景，若有所悟地自言自语，“没有人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直到有人提到了他们孩提时那次共同的北上之旅，气氛才逐渐热烈起来，他们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当年一起北上，一起被收养；如今再一起南下，一起寻找至亲，“我们越说越觉得有缘分，越说越觉得能找着亲人。”

在赤峰和上海两地民政局的协调下，上海市福利院接待了这些来访者。在福利院新楼的会议室里，院办公室主任告诉他们，当年的原始档案在“文革”中已烧毁了，如今福利院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寻找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