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停留期间，湖南卫视得知消息，准备与我同去怀化。我退了当天的车票，打算次日坐湖南卫视的车，与他们一起走。他们的记者那天晚上连打Ｎ个电话给我，了解相关的情况。我在长沙交的手机费，立刻消于无形。不料，湖南卫视次日临时改变计划，要我在长沙接受他们的采访。我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了湘西这个自古就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的城市。
出了怀化火车站前行百米右转，走进一条热闹的街道。贩夫走卒，云集于此。戴子初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楼里。这是一个很殷实的人家，房产就有好几处。但这一切，都因为戴特株的失踪而改变了，这个家庭已濒于破产。我在江西的时候，戴子初还在湖北某地寻找孙子，听说我要去怀化，急急赶回。
戴子初是一位六旬白发老人，身材消瘦，脸上满是皱纹，嗓音嘶哑。我见到他时，他一脸倦色。他很热情地与我交流。戴子初为了寻找孙子，组建了“中国寻子联盟”，带着一群失子家长到北京上访。可能他见的世面更多，与我交流时，他说话条理分明。从他的口中，我听到了他们的辛酸故事。
五岁的戴特株，是爷爷戴子初的掌上明珠。孙子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带着。戴特株虎头虎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聪明孩子。戴子初说，孙子不到五岁，就知道如何待人接物。戴子初告诉我说：“有时我不在家，有人打电话找我，特特（戴特株乳名）接电话时，就会告诉对方，爷爷去了外面玩了。他还会说，如果你有急事的话，我去帮你找。如果你没有急事的话，你过段时间再打过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下午５点半，戴特株下楼去玩。一个多小时后，当奶奶下楼去找孙子时，戴特株已经影踪全无。
一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在长沙的戴子初当即坐出租车赶回怀化，通知家人赶紧报案。所有的亲戚开始了满城寻找。但这天晚上，戴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早，戴家兵分三路：一路前往怀化电台，连播两天的寻人消息，每天播１５次；一路到电视台和报社，刊登寻人启事；还有一路去打印悬赏１０万的寻人启事，印出后再分头前往火车站、汽车站和市交通要道散发。
晚上１２点，他们又到了派出所。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报过案，但因为那时离戴特株失踪还不足２４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如今，２４小时已过，戴子初却无法向警方提供戴特株的失踪与刑事案件有关的证据，派出所还是没有立案。
戴家人只好耐着性子回家等待，等待有人听到戴家寻人的消息后提供线索。信息一条条地反馈回来，戴家都闻风而去，却徒劳而返。
戴子初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他们给２８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２８００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３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在戴特株失踪２３天之后，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６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行动。
戴子初组织了４组共１６人的寻人小组，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但这些都是骗局，戴子初告诉我，他经历了近百次这样的骗局。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
一次在戴子初收到一条线索，在湖南株州某地一户人家收买了一个男孩，戴子初怕惊动对方，写报告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２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