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曲靖后，我下一个目的地是昆明。到站之后，我也是按照戴子初提供的联系方式与昆明的寻子联盟负责人联系。一位吕先生很快来到火车站，接我到一个旅馆住下。
正是阳光明媚的四月。我在这个城市里呆了十天。
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不信任。
我与德村制定寻人扑克计划的时候，曾经讨论了四个月。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就是有关费用方面的问题。
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筹划这副扑克牌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做这副牌，费用如何解决？
我在网上搜索，找到了２０多家扑克厂的电子邮件，然后发信询价。我想知道一副扑克的成本是多少。我收到了不到１０封回邮。这些厂家都为我提供了报价。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复我，如果订做扑克的话，最低的印量是一万副。报价各有不同。最低的报价是０．５９元／副，最高的报价是４元／副。也就是说，我们最少也要印一万副。我与德村对费用进行了反复的计算。因为我们两人不曾考虑过要从扑克上获得收益，因此在计算费用的时候，也没有列“利润”一项。在我们的讨论中，如果我们能收集到５２家失踪儿童的资料，就可以与扑克厂家联系印制的事宜。我感觉０．５９元／副的报价，质量可能太差；而４元／副的报价，我又嫌太贵。
我从不玩牌，对扑克牌的知识知之甚少。我又到一些商店，看那里的扑克的质量与售价。我与德村又讨论了许久，最后决定按２．２元／副的价位计算费用。
一万副扑克的费用，包括制版、印刷、运输、散发等各项费用。我与德村计算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能筹集３万元左右的费用，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万副扑克印制出来、散发出去。３万多元的费用，分摊给５２个家庭，每家６００元。那么，我们可以筹集到３１２００元。正好可以完成这个计划。
顺便说一句，在我与德村对扑克计划进行可行性探讨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同行网站也推出了寻人扑克的服务。他当时的报价是每家２０００元。
我在制定寻人扑克计划文本的时候，也把费用的问题写得明明白白。我希望能用一种坦诚的方式，告诉那些失子家长，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传播寻人信息。
然而，就是这６００元的费用，我受到了失子家长们的普遍的不信任；寻人扑克计划通过媒体公开后，又被各方人士质疑。我一直奇怪的是，质疑我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动动脑筋呢？我即使收到了３１２００元，我又有多少赚头？如果有这么多时间质疑我，为何不愿意去关注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被人收买的孩子呢？
后来我在反思的时候，我发现在贵阳受陈富源冷遇，就可能是他对费用产生了看法。当时，我并不知道，提起“钱”这个字，会让一个失子家长产生多大的敏感？现在看来，我有时候真的很天真。
在昆明期间，吕先生召集了几十位失子家长到旅馆里来见我。这一举动，甚至惊动了警方。在昆明，警方公开的失踪儿童的数字是３５２人。家长们为了寻找孩子，相互结识，组成了“寻子联盟”。这些家长，在多次寻子无果的情况下，采取过一些过激的手段，向政府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他们曾通过站街、请愿、集体上访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失子之痛。这些家长头脑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也因此，这个“寻子联盟”成了昆明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公安部门对这个“寻子联盟”也十分留意，担心他们出什么乱子。一天，我送几位家长出旅馆的时候，我看到门口停了一辆警车。后来知道，当地派出所关注了我的行动，但他们并未与我正面接触，只是在旁边观察我在做什么事。
我与家长们一一交谈，向他们介绍寻人扑克计划。家长们非常警惕地询问我的来历，他们留下了不少资料给我，但却没有一位家长愿意签下委托书。有一些家长，来到旅馆，听完我的介绍后，一言不发，扭头即走。我原以为戴子初的推荐，可以让我很容易地获得这些家长的信任，但事实摆在我面前，原来，每一位家长都各有自己的想法，所谓的“联盟”其实是人心涣散。他们并不信任任何人的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