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7日，我踏上了征集寻人扑克资料的旅程。我打算沿着铁路，走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然后从广东折返。这几个省，尤其是贵州与云南，是失踪儿童的“重灾区”，我想，如果我们的计划可以顺利进行的话，可能我在云南即可以完成收集52份寻人扑克资料的工作。
第一站即是江西的九江。临行前，我给九江的一名失踪儿童的家长余先生通了一次电话，简单介绍了一下我的想法。余先生同意与我面谈，他说他会在出站口门前等我。
我以前没有见过余先生。他的孩子失踪后，曾在我的网站上发过寻人启事。我们之间曾有过不少次电话往来，我知道余先生是九江一个大型国企的工程师。在我的想象中，余先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乱，给人一种温文儒雅的感觉。
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判断出错。我在出站口没有发现这样一位来接站的人。相反，一位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鬓角斑白，身材瘦弱的男子却吸引了我的目光。他疲惫的神情让我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我走上前去，他也发现了我。
这位先生果然是余先生。我与他握手，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余先生是一位很木讷的人。说话似乎还有些口吃。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对方。从他的眼神中，我感觉他的外表年龄与实际年龄有着很大的差异。余先生告诉我，他只有四十多岁。我顿时明白一位奔波在寻子路上的父亲，经历过多少风霜。
余先生带我坐车来到一个小区。这是余先生供职的企业的宿舍区。小区的保安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注意到身着制服的保安不时巡逻在小区的道路上。余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孩子失踪之后，对他所在的企业也有所震动，企业的保安部门加强了保安工作。宿舍区也拉上了围墙，安装了电动门，配备了专门的保安人员。这是企业在亡羊补牢。现在，这里很少发生偷盗、儿童走失等方面的案件。
余先生的家在一幢八十年代左右修建的住宅楼里。三室一厅的房子。虽然稍稍显得有些旧，但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看见余先生的太太正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在游戏。余先生告诉我说，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听了家人与朋友的劝，申请了一个生育指标，又生了一个孩子。
我心里多了一丝安慰。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家总算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吃完晚饭，余先生与我谈起了他的孩子失踪的情况。
余先生的孩子叫余冠雄。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男孩，打乒乓球、踢足球、下象棋、玩电脑，甚至调皮捣蛋，不亚于任何一个同龄孩子。2000年6月29日中午，余冠雄拿着乒乓球拍，对爸爸说要出去打球。余先生答应了。小冠雄快乐地跑出门去，余先生怕孩子渴了，追到楼下，给小冠雄一瓶水，让他带着。
谁知小冠雄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一个11岁的男孩，就这样无缘无故无声无息地永远留在了父母的记忆里。
一晃六年过去了，小冠雄仍无任何音信。而让余先生耿耿于怀的是，这六年来，他处处寻找，却处处碰壁。他向公安部门报案，却不被受理。为此，余先生质疑公安部门的立案制度。他说：“如果有人家丢了几万元的财物，公安部门一定要立案并出动专门的人员去破案。而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见了，公安部门却不能立案。这是为什么？”
我到九江的那天，九江的一份报纸《九江一周》正好刊发了一篇《九江失踪人口调查》的文章。余先生在接受这家媒体访问的时候，就公开提出这个质疑。然而，余先生的质疑，未能得到任何部门的回复。
不知不觉，我与余先生谈到次日凌晨四时。余先生让我休息。我休息的房间正好是余冠雄的房间，一张小床外加一个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小冠雄的书本、文具还摆在桌上。余先生对我说：“这间屋子一直是六年前的摆设。六年来，我们一直在等着孩子回来。”我明显地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