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记者在无锡结束了拍摄，随我一起回安徽。两位记者的行李很简单，摄像机与三角架是他们的大件。只有到南京的城际列车才有座位。于是，我们买了三张去南京的票。我给我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的朋友开着一辆轿车到南京火车站接了我们。回到了家已近晚上十点，街上的饭店都已关张。找了一个咖啡店吃了一份锅仔饭，再把两位记者带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新开张的宾馆安顿下。等我进家门时，已是深夜。
次日开始拍摄。他们有备而来，几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问题。他们所问，很多不是我与德村之前想过的。我们想的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失子家长。而如何与媒体交流，我没有充分的准备。我讲述了在各个城市的遭遇。高岚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你的行为类似于堂·吉诃德？”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位孤独的侠客，我想了想，还是回答：“我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小说，我也没办法把我的行为与堂·吉诃德的行为相类比。但我想，总是要有人做这件事的。”
两位记者度过了两个紧张的工作日。他们一直在拍摄中。我感觉到他们希望拍到每一个满意的镜头。录像带一盒一盒地换。两个人都表现出不同的疲惫。我觉得挺过意不去。与我们这儿的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联系。秘书长一听说央视记者来这个小城市，立刻安排了一顿宴席，招待从北京来的客人。
紧接着，我们又坐夜车离开，同样买不到有座位的票。我找火车站派出所的熟人帮忙，才在车上补了三张卧铺。第二日早晨的时候，车到郑州。郑州的失而复得网的杨金伟事先接到我的电话，跑到站台上接我。我们以前没见过面，但他在央视的节目里见过我，我也在央视的节目中见过他。我一眼就在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认出了他。他还在东张西望。我与他打招呼，他这才发现我们。杨金伟没有想到，张国星扛着摄像机正在拍摄。张国星是杨金伟的老朋友。社会记录说他的故事，就是张国星扛着摄像机跟了他一个星期。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杨金伟。做为同行，杨金伟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杨金伟得知，如果我们的扑克印好后，将会有一部分在郑州散发。他想都没想，说：“我来帮你发。”
郑州的失子家庭，都是我曾接触过的。２００５年４月，我来过郑州一次，把郑州的“寻子联盟”的失踪儿童的资料，免费发布在寻人启事网站上。也正是因为助力郑州寻子联盟，才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怎么帮助这些家长把寻子信息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时隔一年，我再一次来到郑州，他们会接受我们的计划么？此时我心中已没有太多的把握。
杨金伟停下手头的事，全程陪同我们。我见到了五位家长。他们果然反应不同。我知道问题仍出在“钱”上。最后，只有一位家长同意加入寻人扑克计划。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两位记者在无锡拍摄时，胡星等人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在郑州，高岚特意叮嘱我，不要让家长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只说是我的朋友，来记录我征集寻人扑克资料的过程。他们希望在一种真实的环境下，得到他们想要的镜头。我按照要求去做。张国星也拍到了几位家长在听我介绍寻人扑克计划时的不同表现。
在郑州拍了两天。高岚觉得差不多了，两人准备回北京。临行前的晚上，杨金伟请客。两天的接触下来，我发现杨金伟也是一个执着的人。办了一个失物招领公司，引来众多非议，但他仍能无怨无悔。他坚信他做的事对社会有益。
２００６年６月６日，ＣＣＴＶ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播出了《寻子扑克》。阿丘在节目里，用他那一贯的风格，讲述了我征集寻人扑克资料的故事。节目的最后，阿丘说：“有一副扑克牌流到民间，就有一副扑克牌的希望，尽管这希望象午夜里的星光一样微弱。沈浩说，如果这寻子扑克做成了，下一步，他准备联系一些企业，寻找一些赞助，这样，寻子扑克的发行量就可以印到１０万副，甚至还可以把丢失孩子的信息印到香烟上。沈浩说，星星的光芒虽然微弱，但如果天上的星星多了，人们在暗夜里行走也会多一些温暖，多一份信心，多一些力量。”
